讀錦樹的小說總是讓我想到延續。零餘者，補遺，或如〈阿拉的旨意〉裡那被施以文化換血的人，因赦免死刑換得偷生被流放島上。那發現自身不存在於任何一處的焦慮，化為放眼一片大海，不能走出這島，也不能銜接過去的禁令。然而生命依然持續，無論如何都延續著。小說被海德格那關於人的生存洞見所貫穿。錦樹筆下這份苟存若幻影的傷感，又因其中生存條件喪失的深刻顫懼──那讓主體賴以維繫成其為主體的條件竟是如此脆弱──在日常生活裡，只因貪圖安穩，通常不忍凝視而選擇迴避，經由小說逼視才散發著迷人的光芒。
海德格以為人總是異鄉者，因為人的參考框架無法在自己裡頭。此異鄉乃是廣義而言，並不獨指地理空間上的流動。誠然海德格的論說因缺乏歷史向度而多為後來者所詬病。馬華文學現代主義早期的小說純粹以追求形式探索的小說藝術，開拓了極前衛而邊緣的實驗性書寫。錦樹早年重寫馬華文學，就彌補了這片沙漠之邦裡最大的欠缺：閱讀的延續。閱讀而重寫。賦現代主義以歷史向度，抽象的或普遍意味的思索與此時此地的歷史孕生成血肉鮮活的敘事，跨越這片地域華人集體流動的生命史。
在錦樹寫過的華裔回教徒小說裡，〈我的朋友鴨都拉〉較廣為討論。在此僅選〈阿拉的旨意〉與〈航向中國的慢船〉，這兩篇都近於寓言，在卡夫卡與神學觀點之間展開來回往返的多重詢問。那主人公零餘者的身影，源自郁達夫的原型，帶著鄭和下西洋遺民的異鄉與興亡傷惑。〈阿拉的旨意〉故事一開始，「我」就已犯了罪，為其尊貴的（馬來）朋友所怒斥，繼而被判刑、流放，如同驅逐，無法回歸，近乎神學寓言。流放島上的我，被囚如困滯的尤里西斯──與軀體的受困相對，卻是意念、欲望與想像亟欲突破限制的意志力，在記憶、文字困頓中搜尋一切可能，最後求助於圖畫，那有限的象形文字記憶，因而有了這篇不可能的中文敘述。在另一篇〈航向中國的慢船〉裡，主人公最初是個離家尋找去唐山的船的小孩（高嘉謙喻為那原型來自逆向飛過廢墟的純真天使），直到被馬來家庭收養改名成為鴨都拉，以後又流浪直至不知身在何處。這兩篇小說既是華裔回教徒的故事，但更鮮明的是卡夫卡小說那圍繞生存疑問與變形盛放的意味。鴨都拉（Abdullah）第一代初皈回教男性穆斯林的賜名，在馬來西亞特殊的宗教政治與族群結構裡，這名字也意味著與過去親朋戚友告別的界限，這名字成了諸多權力與話語交錯的聚點。它像一個容器裝著紛雜多面的議論。面對一個全然陌生、強硬把過往截斷的蠻荒之境，〈阿拉的旨意〉小說如此反諷自嘲，「戴著松谷帽（songkok）的菩薩道」之語讀似揶揄，卻仍不啻為這絕對處境中穿越性的確實意義：
是的，不論是宗教還是教育，我都是這島上名副其實的導師。然而我竟是不信道的人，並且只能那樣。我尊貴的朋友或許畏懼我擁有可以和阿拉親近的魔鬼才能，而成為真正的聖徒吧。那原是我翻本的賭注。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聰明，他把我的所有賭本都扣注了。讓我只能滯留在世俗，修我戴著松谷帽（songkok）的菩薩道。（頁109）
動念廣納生育，然而在馬來中心主義的權力高牆之下，生物性的繁殖根本無法有文化意義的延續：「因為他們都將是島上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即使離島而去，也都是被豢養的國民，而非如我一般刻苦克難的族民。」（頁109）
「我」所犯下的罪，小說隱去，緘默，如同那漢字姓名亦自小說裡泯滅。那所叛之罪一早就已為本質定義的國族結構中定為不可逾越的禁忌之限，那欲求兩族平等的願望幾同原罪。小說迂迴道出的，其實是那不可說的：活生生的存在身分如何被暴力地拭去。「我」是存在如同被抹除之人，但「我」並不是不在，否則是誰在講這個故事呢？小說構想了一個幾乎超越主體極限的處境，一個被抹除原有身分特徵的我，惟有藉由圖／象形文字來留痕，隱藏在一篇求雨祈文內（讓我為這個島的平安祈福／因為旱季越來越長，雨天越來越少）。這雨是「象徵喜悅的雨」，「讓人懷念的雨」。這雨有可能（或不能）澆息島上的黑煙，小說對此留下開放的結尾。小說折疊自身，從那殘破象形文字綿延成這篇以漢字寫就的敘述，一場政治壓迫囚禁的死後餘生，蔓延至文學本體中，與寫作本身如羅蘭巴特以為的，文學是死後事件的這一意義重疊了，那已逝的在閱讀中重燃，從而使熟悉了的意義衍異、遷生。這篇小說的敘述聲音並非是憤怒的，而是抽離的，對歷史投以懷疑的、憂鬱的審視，從〈阿拉的旨意〉裡那遠離大陸的孤島，到在〈開往中國的慢船〉中那騎在牛背上極慢速的路途。錦樹的小說就在此流浪與停駐、記憶與遺忘、抵抗與觀照、可寫與不可寫切出的多重對比中，展開了多重的質詢。
〈開往中國的慢船〉其實一直行於陸地，雖則走起來這陸地其實並不穩定。孩子鐵牛聽了那影子般的老人講起那唐山之船的故事，就騎著牛離開村子去尋找那船。他的路途從出發之初的平和緩慢、及後遇虎奔逃，再一路經過城鎮荒野，以極度緩慢的速度，隱隱不安地踱入了五一三事變的時間，黨旗標徽飛揚，警察與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皆呈碎狀地進入鐵牛的視線裡，「他隱約感覺這世界已經有點不對勁。好像甚麼東西正在緩慢的移動。」而後，經過一個平靜無爭的村落，「那裡的人穿著都和其他地方不一樣，都是深藍色，男的袍子，女的寬裙。」他辭別這村落繼續往前，「氣氛越來越怪。市鎮上的人都在大街上嘶吼，紅著眼睛。整個市鎮都像是紙糊的，剝落的紙張吹遍市鎮。到處都是警察。」紙糊般的城鎮裡，到處都是戰鬥意味與異族敵意濃烈的風景，五一三事件的衝突與之後的荒涼氣息就由這段魔幻旅途的時間綿延、斷續、迴繞時而岔入異質空間，廓顯這歷史關鍵時間之荒謬與戰慄。
這些畫面都來自一個純真的觀看者，他仿佛還沒有滋長出自己的立場與任何政治意識。饒是如此，再本真的觀察者亦不能避免被他者列入敵對的族類裡，「都用看賊似的眼神盯著」，一路前行，在海邊與森林之間往返，五一三的衝突持續醞釀。小說內的氣息與氛圍就在五一三暴動之後遽變，本來流動的旅途剎那凝滯，餓昏了的鐵牛誤被當成死屍拋擲在一大堆五一三災難的屍體之上，準備用卡車載去埋葬。昏迷中，那輛滿載屍體的卡車與幻想中航向中國的船重疊了，然而那是一場夢。對於後來期望航向中國的失落，那期望客體的幻滅消失，小說有極銳利的譬喻，「他感到整個頭顱一陣天旋地轉的劇痛。好像那群埋伏的人突然割走了他的頭顱似的。」「而改名為鴨都拉後的他此後在昏昏沉沉中成長，常失魂落魄的在村子裡折斷了脖子似的踮著腳尖徘徊」，被獵或被割走的頭顱，稍早前也曾出現在小說內的獨立段落裡，猶如小說中的小說，夢域似的畫面，彷彿在這場漫長的旅途中，從可見的場景中擷取了那不可見的，那隱匿的未能被訴說的歷史碎片造就這五一三災難，但這因素是不可解的，故如謎語且撥開隙縫般地裂開了小說的敘述聲音，包括馬共鬥爭者們投射的幻影：
兩邊是山，急促的蹄聲，竟然有人騎著馬飛快奔來。馬上來人像老人家口中的新娘，全身都穿紅，頭上還披著紅布。沒一會從身旁掠過。突然嗖的一聲，那新娘從馬上翻了下來。幾個沒有穿衣服的男人大叫著從暗處衝了出來，高舉著刀，把那從馬上摔下的人的頭剁了下來。原來是個有很多鬍子的老男人。他們很高興叫著跳著逃走了。沒有頭的死人流了很多血。很多螞蟻圍著。
這獵頭的技術稍後在〈繁花盛開的森林〉裡，連同其隱喻與近乎魔幻的想像，被發揮得更淋漓盡汁。那失落了身分就如同失去主宰意志的主體，無頭者。獵頭者。錦樹在早年的小說裡就已經將之與馬共的集體行動聯繫在一起。但它在錦樹這一系列處理華人史的小說裡，更根本的或許是回到個體的生存經驗而言，小說從一個零餘者身上廓顯出那作為人本身難以負擔的本真存在，脫離這些可依傍且慣於安住的身分（民族、集體、共同體的意識形態）框架，惟獨被體系排出、剩餘成「零餘」狀態之後，這世界才頓然顯得陌生，雖然這開顯出本真的存在意義，但卻陌生得充滿了怖慄之感。在近年錦樹的馬共小說裡，華人在五一三事件之後的安份，多少早就繳付了代價（其實該說是「代繳」──為巫統內部鬥爭掀動者的別有所謀而「繳」），不得不隨著五一三事變而來的恐懼，而在權益上不斷退後、讓步，當左翼賦予的反叛力量減弱、變形，整體華人族群的安穩就業遺忘歷史，那是有甚麼已經毀滅消逝之後，讓這之後全球急遽飛旋的資本主義來俘虜安撫的幻覺。
在〈開往中國的慢船〉小說中，這些以楷體黑體標示的段落，構成斷裂而支離的詩意隱喻。如從夢域中剝離，處處充滿錯位感的、神話般若有所喻。譬喻地閱讀，小說亦以這形式，對歷史敘述中的空缺意義展開省思，而不僅是對單一的歷史事件本身；浮現在敘述鐵牛旅程在文本裡，造成了文本中的隙縫以及分裂現實敘述聲音的表層，使得敘述聲音變得不穩固，從而得以在多重對比中展開複雜的攻守，而通過這折疊的裂隙，讀者不但能想像與看見鐵牛所見的，同時卻也能看見鐵牛以及自身都不瞭解的、那驅動族群建構但未能言盡的深層真實。
結尾時改名為鴨都拉的鐵牛，遇見歸途中的文西鴨都拉。（可參見小說前文摘引〈文西鴨都拉遊吉蘭丹記〉的片段，與文西鴨都拉當時作為新加坡代表，攜帶信件到吉蘭丹洽談維護商船貿易有關。）在這之前鴨都拉茫無所憶無處可歸；無所尋，亦無處欲往。流浪漢實際上處於資源分配的秩序之外，是完全的剩餘。小說裡這流浪者的飄流之途，也就在華人身分／宗教困境的訴求之外，更具形而上的意義。從華人處境，延伸向存有的提問：人如何能本真的存在？尤其「我」的意識其實不能擺脫與他者對應？這十分艱難，但無論如何一個群體都必須在歷史的資源錯縱之間覓路顛簸地生存。小說中的鴨都拉，以及閱讀鴨都拉故事的讀者──通曉中文的讀者們，亦不得超越那投射集體認同的身分與觀點，從小說內零餘者感應地看見那諸多主義的限制與邊界。由此，小說隱隱埋伏，保留了這個讓讀者來細細咀嚼的問題。這兩篇小說，因此在囚禁與流動的處境之間，如鏡對照，小說不能提供解答，但卻能以其文學形式與結構逼近這不能直言的真實。這兩篇小說打開的話題既是宗教的、甚至更往前推至存在地思考，在宗教、政治極權、族群與個體生存的本真可能之間，展開迂曲的對話。
2015年7月20日，開齋節，
（電郵投寄時已是7月21日下午）
發表於《蕉風》509期 2015年11月出版
若波羅
若波羅
